1993年5月，《东方时空》问世;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推出;1996年5月17日，《新闻调查》正式开播。有人把它形容为中央电视台新闻改革的三部曲。

　　从1996年至今10年，《新闻调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6～2000年)，提出“从现实到理想”的“三步走战略”:主题性调查——事件性调查——内幕调查;

　　第二阶段(2000～2002年)，提出“探询实事真相”;

　　第三阶段(2003年至今)，提出做真正的“调查性报道”，解决栏目的核心竞争力问题。

　　2003年，面对白热化的电视市场竞争，《新闻调查》再次调整选题方向，选题更加突出调查记者的调查过程和调查行为，把做真正的调查性报道作为栏目的核心目标。

　　对于电视调查性报道来说，出镜记者的表现尤为重要，既是调查行为的主体，同时也是调查行为的实施者、调查过程的表现者。《新闻调查》记录和展示的，是出镜记者如何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进入事实本身一步步获取真相的过程。从这个角度上可以认为，《新闻调查》更多的时候是在“拍摄自己”。由此《新闻调查》对出镜记者提出了特别的要求:首先必须有质疑的精神。必须要有怀疑一切的介入态度和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工作作风;

　　其次也应该有平衡的意识。应该让事件中的冲突双方和不同的利益集团有同等的发言机会;然后是高超的现场调查能力，“接近真相，从现场开始”，一篇电视调查性报道能否成立，关键就看记者在现场有无独家的发现，以向观众证实或证伪。

　　《新闻调查》栏目成员乐意将自己称为“理想主义者”，他们标注为“2002年3月”的《调查手册》或者是这种“理想主义”用最具体的文字给予了职业规范化定义:

　　调查性报道:就是揭露一种被某些个人或组织故意掩盖、损害公众利益的内幕。

　　真相:正在或一直被遮蔽的事实;有的真相被权力遮蔽，有的被利益遮蔽，有的被道德观念和偏见遮蔽，有的被我们狭窄的生活圈子和集体无意识遮蔽。

　　从创办至今10年，这样一个新闻栏目所面临的理想与现实，或许是当今思考我们新闻操作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模本。

　　柴静: 新闻戏剧的主角

　　◎李鸿谷

　　柴静的“非典”

　　“亮出你的额头来！”进入北京羊坊店西路，那个被央视新闻评论部称为南院的三楼《新闻调查》办公室，在这里呆了有些年头的“老人”庄永志望着柴静，直截了当地说:能不能变变你的发型？这是柴静《新闻调查》生涯的第一天。

　　三年后，庄永志回忆本能反应的那个瞬间，笑笑，“唉，一句蠢话”。与此对应，当事人柴静想了一会儿，这个细节，她已经记不起来了。对于这家电视台的“新人”柴静来说，头发问题，显然不只是庄永志一个人注意到，“你不知道大家对一个电视记者有多少要求，发型、衣服、饰物，还有眼神、那个词用的是否恰当……”

　　“非典”来了。

　　柴静进入《新闻调查》的第一天，制片人张洁在权衡:谁做这个节目。

　　坐在另一个记者面前，不是采访而是接受采访，柴静仍然矜持，仿佛镜头存在……但是，“非典”这个词激活了她。“‘非典’对我，意味着解放”，柴静的喜悦来自“‘非典’时，忘了规则，忘了想努力学习的东西。”那个头发问题，“我穿上了防护服，甚至都不需要化妆了，谁还会注意你的头发？”对于自己《新闻调查》生涯第一天的记忆，是那天晚上:张洁打来电话询问，“想不想做一期‘非典’的节目。”接下来，这个时刻被如此描述，“柴静表现得‘相当迫不及待’——‘当然当然’之后，短信过去再表决心，没回音，急了，再电话去，开口就问‘我什么时候能参加’。那边说，正准备开会呢;这边，‘一分钟就到’;然后，柴静抓起书包就出门，果真‘一分钟就到了’‘沸腾的办公室’。第二天报道就开始了。”

　　之后，庄永志解释自己提出的“额头”问题为什么是蠢话——“‘非典’病房可不是美容院，她可不是在用头发采访！”

　　当时正在家里做“幼童”后期的胡劲草被张洁叫到办公室，参与“非典”报道的编导。“他们前方拍，我在后方剪。用的是那种像大箱子的便携式编辑机，两个小屏幕。打开机器，看着他们拍下素材带，心里害怕，那些病毒会不会从屏幕里跑出来啊？”三年后，胡劲草很戏谑地回忆当段时光，感叹“真正的恐惧就是恐惧本身”，但回到曾经的现场，“我们栏目的姚大姐非常好，不断把领回来最好的口罩给我，当时新口罩数量不多，但因为我要剪‘非典’的片子，她总是把最好的给我。那种鼓鼓的口罩，最初只有我能戴呢”。

　　中卫酒店的三楼，只剩下柴静和他们的“‘非典’小组”。《新闻调查》第一期“非典”节目播出后，庄永志描述那个时刻，“电梯里所有楼层的按钮全部都用白纸板挡死，只留出一个空可按:三层”。三天后，酒店还是下定决心，请记者搬出酒店。

　　制片人张洁的尴尬与麻烦不仅是为他的“战士们”找到新酒店，“还在早期，他们回到南院来吃过一次饭，结果大家找我反映:你还注意不注意我们大家的安全？”那时刻，“唉，一瞬间，真是愤怒。但转念想，是啊，大家的安全也重要啊！”坚持跟自己的“战士们”呆在一起的张洁，终于等到最让他揪心的那晚，“那天参加拍摄的成员都去协和医院检查了，第二天拿结果。老实说，那天晚上，我们都忐忑不安，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我离开他们的时候，一一跟他们拥抱，这是我唯一能采取的方式。我想说，如果你们有问题，我跟你们一样”。第二天，虽然10点钟才能拿到结果，但柴静节目组的成员，全部提前到了医院，“他们在医院的台阶上等待，那真是漫长的等待啊……”当然，没有意外。

　　与张洁胡劲草南院的“环境记忆”不同，当事人柴静很费劲地想起回南院吃饭的故事，解释自己的遗忘说，“那时，‘南院’不存在了，不那么真实地存在了”。这个事件真正的参与者与辅助者、旁观者，他们的记忆，由此分别。

　　柴静用文字记录下的那个时刻的感受，同样是别人的故事:

　　5月27日，(人民医院)急诊科的王晶昨天去世了。我们去看了她家人，她丈夫给我念妻子的短信，每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着心。第一条是:“窗前的花儿开了，我会好起来的。”他不能探视妻子，只能每天站在地坛医院门口，进不去，就在世界上离她最近的地方守着。她写:“回去吧，你不能倒下，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依靠。”她开始知道自己不好了，在短信里交代存折的密码了。最后一条，她要他系上红腰带:“本命年，你要平安。”他一边恸哭一边念，我的眼泪也满脸地流，做记者哪能这样呢？可是你是人，你就不能摆脱人的情感。女儿大宝才6岁，她在门上贴张条子说，“妈妈爱我，我爱妈妈”。我问她为什么贴在门上，她不说话。我轻声问，“你是想让妈妈一回来就看见，是吗？”她点点头。临走时候，她在床上叠幸运星，说装满一整瓶子妈就回来了。我在黯淡的光线里沉默地站了一会儿，很想拥抱她一下，但是什么也说不出来。她也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我忽然明白，她其实已经知道妈妈过世了，但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的难过。出来后，车行驶在二环路，满天的乌黑的云压着城，暴雨马上就要下来。我们一车人，谁也不说话。不知道这期节目能不能播出，我只希望保留下这些素材，20年之后，大宝长大了，我可以放给她看一看，让她明白，她的母亲是怎样牺牲的，是什么让这么多人付出了惨烈的代价。

　　莫名的灾害、别人的命运、自己的记录与共同担当，这种种混合，“非典”曾经让柴静感觉“解放”的喜悦，叠加了新的记忆，“我感到愤怒！”——“我们在拍人民医院病人转院之时，一位女病人戴着口罩跟我们开玩笑，‘你再拍，我脱下口罩亲丫的’。我就站在那里，我没被她的幽默打动，我在想，也不敢想，她的未来会是什么啊？这时我们的摄像拿出他的DV拍我，‘你有什么感觉？’我恨恨地说，我恨‘非典’！掉头就走了。摄像在后面说，‘小牛孩’。”

　　在真正记录下这场危难下别人的故事后，柴静以及她的拍摄小组还有节目，结果出来了:《北京“非典”阻击战》收视率为5.74%。比较栏目其他节目，这是一根拉升极高的曲线。

　　这场经历，对于柴静个人，她描述自己的成就感:在甘肃武威双城镇的一个深夜，我采访一个男孩到了一半，当地镇政府派人来敲门，企图阻挠。我问男孩，你愿意跟我回酒店接受采访吗？酒店在一小时的车程以外。男孩说，我愿意，我本能地问他为什么？他的回答出乎意料，他说，因为我看了你的“非典”报道。

　　“非典”的杨春

　　“非典”时刻，张洁的“战士”并非只有柴静小组，这是一个讲述起来令人感叹的过去。

　　现在回想起来，杨春平静之下有点叹息。幸运的是，杨有记日记的习惯，那个时刻，“前几天看(张)天贺、小草(胡劲草)做的《北京‘非典’阻击战》，非常振奋。因为《新闻调查》在铺天盖地的‘非典’报道中，又打了个漂亮的头炮。可惜，当时由于在外地出差而没有赶上这个机会。看着柴静弱小的身躯在‘非典’病房里出入，那么近距离地和‘非典’患者交流，而我这个大老爷儿们却在家里闲着，心里挺不是滋味。记得当时节目刚一播完，我立刻给制片人打了电话，情绪有点激动。现在理解了小时候看的好多打仗的电影里，一到危急时刻就有人站出来说‘让我上’，当时觉得特假，可到今天这时候能理解了——没别的，这是他们的职责。著名的战地记者卡帕，就是拍《共和国士兵之死》的那位，说过这么句话:真正的战地记者，就是在战斗中始终冲在尖刀连前面，再回过身来，拍士兵冲锋的那个人。我始终觉得，这句话应该成为每个新闻记者的信条(2003年5月4日)。”

　　跟记者讲起这段故事，张洁情感不免沉重，“唉，多少人做‘非典’报道，能够被记忆的，可能就几个人”。坐在记者面前，杨春的感叹是，“是啊，‘非典’之后，我跟柴静的距离越来越大”。但是，看起来，在“非典”时期，杨春所遭遇的心理磨难，或者超过一般人想象。

　　评价自己的同事杨春，柴静提供的细节是，“我跟杨春在上海的时候曾经看过一段他对陆川的采访，当中有一段对我印象特别深。陆川说他在可可西里拍摄的时候特别冷，杨春就问了他一个问题，冷到什么程度。陆川说跳进冰河的时候，冷得男人那个东西都没有了。这段特别让我震撼，它让我意识到这只可能是杨春问出的问题，我坐在陆川对面，根本不会有这样的表达。这是一个30多岁的导演对一个30多岁男性记者说出的话”。

　　“如果不是你，而是杨春进入了‘非典’病房，会怎么样？”

　　“我相信，杨春进入了‘非典’病房，这个节目也一定会火。”

　　“但是，杨春会成为被公众记忆‘非典’的记者符号吗？”

　　…………

　　在跟记者说过杨春际遇，叹感“命运”之弄人后，面对这同样的问题，张洁想了想，“可能不那么容易给出直接答案”。

　　《双城的创伤》是柴静“非典”后第一个节目，这是一个叫双城镇的孩子自杀事件的调查。

　　“非典”过后，庄永志离开了《新闻调查》。《双城的创伤》播出时，庄永志记得很清楚，离开“调查”第43天，“那天晚上，我是和从昆明来北京过暑假、开学就上高中的外甥女一块儿看的，她一句话都没跟我说地看完了。我正在想，该问她‘这个姐姐’还是‘这个阿姨’的采访怎么样，她说，这个记者太理解人啦”。

　　随后，对这个节目反应变得有点有趣，庄永志描述说：“《新闻调查》好几拨人问我:柴静的采访怎么样？我说，挺好的！有人马上说，你变了，才走几天？有人说，她怎么能拎着高跟鞋去追那个孩子呢？有人说，她怎么能屈身近前握着那个孩子的手呢？作戏！当时我自问:是我童心未泯，感受竟然和外甥女一样？是我过敏吗，为什么柴静跟那痛苦中的孩子的握手，和《60分钟》纪念‘9·11’一周年特别节目中，那个老头布兰德利安慰一位失去丈夫的妇人的握手一样让我受到触动？”直到接受采访前几天，庄永志说，“还有一位没看过《双城的创伤》的同事说:去乡下采访，她怎么能穿着高跟鞋呢？”

　　“非典”过去了，防护服没有了，回到庸常的生活，对电视记者的要求，看来得重头来过。

　　三年过去了，柴静面对这个问题从容了许多，她解释说：“当时我穿的是牛仔裤与衬衣，按一般穿衣习惯，肯定不应当再穿高跟鞋。当时我们的摄像说，你穿上高跟鞋在镜头里会显得高一些。这样就穿上了高跟鞋。”

　　从片子看，这个细节发生在柴静去寻找这一自杀事件的另外一个当事孩子，他先关上门，然后又迅速地跑上家旁边的陡峭高台，这时候，柴静拎起裤角，脱下高跟鞋，艰难地也跟着爬了上去，最终跟这个孩子说上话。跟着柴静一道去现场采访的编导范铭描述当时，“我们谁也不知道那个孩子会跑到台子上去，都在一瞬间，更不会想到柴静会追上去。很幸运，我们的摄像，把这一切都拍下来了”。

　　这个细节争议如此之大，或许超过了非电视新闻行业的想象。从电视新闻从业者的角度，一般的分析是，它跨越了记者的底线，有表演的痕迹。在新闻职业操守上，是否合适？“表演性”，这个词在非电视专业人士那里——有太多解释空间。它差不多成为一个绕不开的问题。相对专业的解释来自《新闻调查》的执行制片人胡劲草，她说：“这是一个长镜头拍下来的，从时间过程看，没有可能有记者与摄像商量的机会。至少从主观上讲，记者没有作秀的动机。”

　　那个跟孩子握手的镜头，张洁描述说：“当时，柴静对摄像说，好了。这意味着后面的不需要再拍摄了。”从片子上看，这时，坐着的柴静，离开座位，慢慢蹲下来，对那个孩子说，“不要哭，去洗个脸吧”，然后握住他的手，安慰他，试图使他平静下来。“不过，我们的摄像没有停机，把这个段落拍下来了。”张洁说，“后来编导范铭剪片子，把这段保留了下来。她来问我，这段可不可以用。我看过，说，当然要留下来。”

　　看来，“表演性”甚至是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坐在记者对面，范铭寻找各种“证词”来为她的好朋友柴静辩护，“后来，她就不再穿那种细小高跟的鞋了啊，穿的是坡跟鞋”。似乎，这种辩解，未必只有面对记者之际。在2004年底《新闻调查》部门的节目研讨会上，范铭解释自己的困惑，“佰什坎小学的那个孩子，第一版里面我在结尾的时候，剪了一组镜头，柴静和那群小孩子坐在一起，跟她学唱一曲汉语歌，柴静一遍遍教他们。气氛特别融洽，而且可能两个民族之间的感情特别到位，我觉得挺好。但是柴静后来坚持

　　《双城的创伤》是柴静“非典”后第一个节目，这是一个叫双城镇的孩子自杀事件的调查。

　　“非典”过后，庄永志离开了《新闻调查》。《双城的创伤》播出时，庄永志记得很清楚，离开“调查”第43天，“那天晚上，我是和从昆明来北京过暑假、开学就上高中的外甥女一块儿看的，她一句话都没跟我说地看完了。我正在想，该问她‘这个姐姐’还是‘这个阿姨’的采访怎么样，她说，这个记者太理解人啦”。

　　随后，对这个节目反应变得有点有趣，庄永志描述说：“《新闻调查》好几拨人问我:柴静的采访怎么样？我说，挺好的！有人马上说，你变了，才走几天？有人说，她怎么能拎着高跟鞋去追那个孩子呢？有人说，她怎么能屈身近前握着那个孩子的手呢？作戏！当时我自问:是我童心未泯，感受竟然和外甥女一样？是我过敏吗，为什么柴静跟那痛苦中的孩子的握手，和《60分钟》纪念‘9·11’一周年特别节目中，那个老头布兰德利安慰一位失去丈夫的妇人的握手一样让我受到触动？”直到接受采访前几天，庄永志说，“还有一位没看过《双城的创伤》的同事说:去乡下采访，她怎么能穿着高跟鞋呢？”

　　“非典”过去了，防护服没有了，回到庸常的生活，对电视记者的要求，看来得重头来过。

　　三年过去了，柴静面对这个问题从容了许多，她解释说：“当时我穿的是牛仔裤与衬衣，按一般穿衣习惯，肯定不应当再穿高跟鞋。当时我们的摄像说，你穿上高跟鞋在镜头里会显得高一些。这样就穿上了高跟鞋。”

　　从片子看，这个细节发生在柴静去寻找这一自杀事件的另外一个当事孩子，他先关上门，然后又迅速地跑上家旁边的陡峭高台，这时候，柴静拎起裤角，脱下高跟鞋，艰难地也跟着爬了上去，最终跟这个孩子说上话。跟着柴静一道去现场采访的编导范铭描述当时，“我们谁也不知道那个孩子会跑到台子上去，都在一瞬间，更不会想到柴静会追上去。很幸运，我们的摄像，把这一切都拍下来了”。

　　这个细节争议如此之大，或许超过了非电视新闻行业的想象。从电视新闻从业者的角度，一般的分析是，它跨越了记者的底线，有表演的痕迹。在新闻职业操守上，是否合适？“表演性”，这个词在非电视专业人士那里——有太多解释空间。它差不多成为一个绕不开的问题。相对专业的解释来自《新闻调查》的执行制片人胡劲草，她说：“这是一个长镜头拍下来的，从时间过程看，没有可能有记者与摄像商量的机会。至少从主观上讲，记者没有作秀的动机。”

　　那个跟孩子握手的镜头，张洁描述说：“当时，柴静对摄像说，好了。这意味着后面的不需要再拍摄了。”从片子上看，这时，坐着的柴静，离开座位，慢慢蹲下来，对那个孩子说，“不要哭，去洗个脸吧”，然后握住他的手，安慰他，试图使他平静下来。“不过，我们的摄像没有停机，把这个段落拍下来了。”张洁说，“后来编导范铭剪片子，把这段保留了下来。她来问我，这段可不可以用。我看过，说，当然要留下来。”

　　看来，“表演性”甚至是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坐在记者对面，范铭寻找各种“证词”来为她的好朋友柴静辩护，“后来，她就不再穿那种细小高跟的鞋了啊，穿的是坡跟鞋”。似乎，这种辩解，未必只有面对记者之际。在2004年底《新闻调查》部门的节目研讨会上，范铭解释自己的困惑，“佰什坎小学的那个孩子，第一版里面我在结尾的时候，剪了一组镜头，柴静和那群小孩子坐在一起，跟她学唱一曲汉语歌，柴静一遍遍教他们。气氛特别融洽，而且可能两个民族之间的感情特别到位，我觉得挺好。但是柴静后来坚持要拿掉，其实我们自己也很困惑，像这样的一些东西是不是已经越界了，已经不是一个记者应该展现的行为了？”

　　张洁在跟记者解释这些曾经引发部门广泛争议的话题时，显得很坦荡:“过后几个月，有记者问我，我们过去的那种方式，是否不再适应新闻调查了？唉，我知道了原因。我说，哪会这样呢。新闻调查不会只有柴静一种方式啊。”

　　在跟记者讨论“表演性”时，柴静也显得焦虑，“其实我是想用尽所有电视手段来穷尽对事实的调查，可大家认为是作秀”。

　　在更平静的讨论中，范铭认可“如游泳运动员水感”一样，记者在镜头前的表现力也有高低不同，“当然，也可以称为表演性”。但“表演性”成为一个讨论上的忌用语词时，柴静描述自己真实的感受，“实际上，当我成为节目中的一个角色时，节目最容易被别人记忆”。

　　对“表演”而延伸出的“明星”、“明星气质”，杨春在跟记者讨论时，平静得让人多少有些意外，“CBS创始人佩里说，新闻与娱乐没有界线。这可是在上世纪50年代说的啊。新闻的表演性，对于电视来说，是必须的，也是有利的。问题是要有度”。度在哪里呢？刚刚做了父亲的杨春说，“最终在我们的内心。康德说，让我们敬畏的只有两样:头顶上的星空与内心的道德法则”。而这一切，柴静说，“镜头太厉害了，你是谁，你骗不了别人”。

　　记者中心制

　　在理论上，张洁早已解决了记者在新闻调查里的角色设定，“他是这档节目的一部分，而且是第一主角”。有意思的是，在张洁前任赛纳时代完成的《调查手册》，即已明示，“《新闻调查》记录和展示的，是我们如何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进入事实本身，一步步获取真相，而不是报道一个事物单纯的发生、发展的过程。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可以认为，《新闻调查》实际更多的时候在‘拍摄自己’”。拍摄的那个“自己”，是谁呢？

　　最早，是陈虻注意到了当时在湖南电视台《新青年》节目里的柴静的，“到中央电视台来吧”——陈虻发出了这个邀请。柴静于是到了北京，进了《东方时空》的《时空连线》。那段时光，“做演播室，危机很多，我真的很努力很认真，每次和前方记者连线，都要准备四五十个问题，有时白岩松还来帮我准备问题，但仍然很紧张”。发现解决自己危机的可能，始自一趟新疆地震的现场采访，“一切从未知开始，你可以不再准备问题，从未知开始才能忘掉自我。在这个时候，我找到了我想要的东西。你不仅进入新闻，你甚至泡在新闻里”。

　　其实，在柴静刚进中央电视台不久，张洁就曾向她发出过邀请，三年之后，柴静进入《新闻调查》。“我来‘调查’时，张洁对我也是忐忑不安的”——“非典”报道结束后，很重要的收获之一，“张洁对我建立了信任”。

　　在说起自己的“记者中心制”时，张洁坦言:“柴静给了我信心，是决定这项制度的基本原因之一。”张洁的选择，基于一种电视专业的判断，“电视的基本状态，是编导为王的。出镜记者，只是实现编导意志的工具而已。一个节目，播了10分钟，记者还没有出场提问。很简单，所有记者的提问，在编导那里，都可以用解说完成。接下来，记者出镜，只有点头微笑那些愚蠢的动作。当然，如果编导认识到记者的价值，就会将记者的实际作用表现出来;同样，记者足够大腕，也可以带着编导走。但一般的情况是，基于编导的实际控制权，记者的新闻热情难以释放。”

　　从《新闻调查》的源起来观察，“一般电视调查性报道分两种，记者出镜或不出镜，我们一开始就是学美国的《60分钟》节目，他们的记者是出镜的，比如采访邓小平的华莱士。所以，我们必须使用好出镜记者，最大可能发挥他的作用。以前的节目，寻找信息源与当事人的过程被忽略了，而过程才是节目最重要的，它构成节目的张力。没有过程，现场采访的价值失去了，就类似演播厅了”。

　　种种的专业阐述，最简单的概括，张洁想做的是，“记者要成为节目的第一主角。越成为主角，节目越好看”。2003年9月，张洁推出了他的“记者中心制”——说起这个制度设计，张洁向无数人解释说，“记者对选题有一票否决权。记者是拍摄小组的组长”。在这个制度之下，柴静拥有了她的前任出镜记者们所不曾拥有过的权力。

　　《新闻调查》自此分成三个小组。胡劲草用栏目自己人的描述界定，“这三个小组分别是‘老虎’、‘猛虎’和‘小虎’”。

　　“老虎队”的队长长江在自己的感言中描述说：“从我个人来讲，38岁选择的人生，恰恰希望从一只狼变成一条羊，孤独的羊，有一点思考的羊，这是我一个人生的目标。我也很困难，从狼变羊。因为从小到大，中学、大学以后，我个人的个性是拼命往前冲的，在任何一个会议上我都要拼命地讲话，跑在路上开车不能有一辆车在前面，是这样一个性格。但是到《新闻调查》是我一个转折点，我转的就是从狼变成羊，我对我自己挺不理解的。”

　　“小虎队”队长柴静的感言则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有非常饱满的热情和好奇心，但是捕食并不是我们生存最大的乐趣……我们并不嗜血，我们并不以大家现在所理解的一些猛题为生，我们更多是睁开眼睛希望了解这个世界，用鼻子嗅一嗅，用嘴巴闻一闻，能够知道这个世界岩石、树皮是什么样子。对于我们这些年轻的创作者来说，《新闻调查》这个团体能够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去记录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有机会看过、听过、想过。那么这种欲望才是我们在《新闻调查》坚持下来最大的动力。我们尊重收视率，我们尊重评价体系，我们尊重今天6000块钱的奖金，我们尊重这样的游戏规则，但是让我们能够留在这里最重要的是从内心深处生长出来的欲望。如果它不是从心里长出来的话，它是没有根的。我们是小虎队，但是我们不想成为森林之王，可能没有什么比我们更需要友情与信赖，我们最大的敌人只是我们自己，我们最大的对手只是我们的下一个片子。”

　　机遇、天分与制度，电视同行向记者描述说，“它们组合在一起，就可能提供成功的基础”。

　　成功，并不是记者希望跟柴静讨论的问题。但张洁的设计与柴静的行动越来越接近《新闻调查》的那个定义:“记者成为第一主角。”记者越来越成为新闻节目里的“明星”之时，电视新闻是越来越接近我们标榜追逐的“真相”，还是相反？

　　张洁乐观的是，“柴静接触特别是县一级官员，越来越方便了。现在的新闻还处在比拼谁能把当事人请到镜头前来的状态。能接触信息源至少离‘真相’更近了一步”。范铭的例证是她和柴静一道去佳木斯采访虐猫事件，“当天晚上，因为我们是中央电视台的，县里的官员对我们已经很客气了。第二天，他们说上网查了资料，发现柴静报道过‘两会’，就更客气了”。

　　这个问题对柴静而言，看上去似乎还是一个陌生问题。“拒绝当然有。有一次一位市长知道我，就是不接受采访，最后我们就等在办公楼前，下来一个问一个，市长下班了吗？”与那些成名的记者退回演播室不同，未来的柴静可能仍然希望“有机会看过、听过、想过”，仍然会走进新闻现场，或者那些疑问需要时间才会面对。

　　对应张洁的理念与制度设计，柴静说自己的新闻观可能跟别人会有所不同，“新闻，海明威所说的是，新闻是最好的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