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告别

欢欣之别
农业税(1958.6.3-2006.1.1)

“这是中国农民命运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志性事件。”2006年1月1日起， 1958年6月3日通过的农业税条例被依法废止，成为历史档案。

一些特有的名词也将成为历史。对于9亿中国农民来说，这意味着从今年第一天开始，他们，将依法彻底告别延续了2600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废止的意义，不只在于农民负担的绝对数量下降了多少，而在于它破除了农民长期承受的不平等待遇。”


忏悔之别
东史郎 (前侵华日军，忏悔者， 1912-2006.1.3)

没有一个人的日记，比东史郎的更让中国人五味杂陈了。作为曾经的侵华日军老兵，如今的罪行反省者和历史真相揭露者，在中国人的心目中，94岁的东史郎，经历了一个从 “日本鬼子”变成“人”的复杂过程。

日本右翼的责问、恐吓和威胁，和长达十几年的官司，都不曾让这个老人退却。中国的那句古话：“知耻者近乎勇。”在东史郎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在生命的尽头，他却带着不甘和遗憾离去： “我写的和说的都是事实，法庭为什么要判我败诉。我不服。”


智者之别
王选(科学家，三院院士 1937-2006.2.13)


这个形容自己“过时”的科学家，是这个时代里难得的、几乎从不过时的人。

他曾经“改变了一个时代”——引领中文报业和印刷业技术革命的创新之举，使中国新闻出版业彻底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他让汉字在信息时代重新流光溢彩，被称为“现代毕升”。

但王选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他38岁，站在研究的最前沿时，是无名小卒；58岁时，他成为两院院士，却离开了设计第一线；68岁，他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但已经远离学科前沿，“靠虚名过日子。”作为三院院士，王选一直清醒地告诫世人：在高新技术领域，千万不能迷信院士。在他看来，院士，只是一种安慰、一种肯定而已。


德者之别
张中行(国学大师 1908-2006.2.24)

他是文学家、教育学家、语言学家、国学大师、哲学家，治学61年，博学多识，造诣深厚，被认为是继周作人之后最出色的散文大家；让几代人受益的中学语文教材，就由他编纂。

他叫张中行，一个为人熟知的角色，却是杨沫著名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中，那个丑化了的余永泽。在他与杨沫长达半个世纪的恩怨情仇里，无论外界如何众说纷纭，他始终沉默以待，甚至以德报怨。他的思想与情怀最像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他所有作品都是在人生的最后二十年里出版。时间沉淀下来的，是丰厚学识，是人生智慧。他为自己的住所起了个雅号叫“都市柴门”，在喧嚣的21世纪，他安于柴门，做他的布衣学者。


尴尬之别
冥王星(前行星，现矮行星 1934-2006.8.24)

2006年8月23日晚间，国际天文学2500位天文学代表投票表决，决定了冥王星的命运： 被剔出行星行列。这意味着，太阳系将只有八个行星。

这个决定让世界为之震惊，也意味着此前所有相关教科书的内容都将进行更改，天文学的研究也将发生变化。冥王星的退位，不仅让天文学家烦恼，也让占星学家陷入尴尬的境地。那些振振有辞的星座学家是否即将失业？

科学，有时真是煞尽风景。　


偶像之别
法拉奇(记者，作家，意大利人，1929-2006.9.14)

她是新闻史上的一个传奇，是战地玫瑰，是国际政治采访之母，是人物记者的梦想，是 全世界新闻工作者多年来的标尺和楷模。时至今日，法拉奇仍然是新闻记者们渴望和神往的标尺：无情犀利的提问背后，是在权威面前的平等姿态和独立人格。

她做新闻采写的一个要诀是：在稿件发表之前不让采访者过目。但轮到她自己为了传记被采访时，她却要求在出版前审稿，把所有不利于自己光辉形象的部分删除。这是真实的法拉奇。

她无情地解剖权威，粉碎神话，却有意无意地构造了自己的神话，她善于打碎偶像，却让自己成为偶像。


雍容之别
王光美(前第一夫人，刘少奇遗孀 1921-2006.10.13)

作为前第一夫人，她是中国20世纪最具传奇色彩的女性之一，她随着中国政治舞台的忽起忽落而大喜大悲。

而她的传奇和伟大，并不在于她的坚强，而是她的宽容和爱心。身陷牢狱12年，丈夫被迫害致死，但她从未有过任何报复之心。她坦然面对历史，化解刘毛两家恩怨，将晚年的精力置于“幸福工程”之上。

2004年初夏，毛泽东、刘少奇两家后人在京城相聚一堂，共话友情。光美老人以她的博大胸襟，给了历史和后人一个交代。


慈善之别
霍英东(爱国商人，香港人1923-2006.10.28)

从一个穷孩子到成功人士，霍英东参与了国家改革开放的每一步重大历程，他的前半生，是一部“白手起家”的致富传奇，而他的后半生，则是一个“千金散去”的慈善经典。

他不是香港最有钱的人，但他却是为慈善事业捐款最多的人，几十年中，他一共捐赠了150亿港元。美国某媒体倡议借悼念霍英东之机发起一场“财富文化运动”，让中国内地的富豪们接受一次洗礼，让其形成更为健康的财富观。霍英东以自己的胆识、气派、赤诚和慷慨，提供了一种财富文化的范本。


浪漫之别
保罗·莫里哀(音乐家，法国人1925-2006.11.3)

保罗·莫里哀去世了，带着他的蓝色爱情，带着曾经风靡一时的轻音乐离去。这位被誉为“情调音乐的使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音乐之神”的音乐家，从夜总会和音乐厅巡回演出中摸爬滚打磨炼出来，用流行的方式演奏名曲，将古典音乐做成了家常菜，推向了大众。他曾经和克莱德曼一起，感动过一代人。

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通过翻录的磁带，领略到了莫里哀新奇的音乐。人们的耳边回荡着这个两鬓灰白的法国人制造的浪漫旋律，就像今天的周杰伦，他是那个时代的流行，也是中国40多岁这一代人记忆的一部分。


大师之别
米尔顿·弗里德曼(经济学家，美国人 1912-2006.11.16)

94岁的弗里德曼走后，有人宣称“一个时代结束了”。他是最后一位既家喻户晓，又拥有最高专业成就的伟大经济学家。

1976年，弗里德曼获诺贝尔奖时，有示威者高呼口号，反对他得奖。数十年后，历史终于向这位经济学伟人低头，承认他是与凯恩斯齐名的经济学大师。

他研究的是经济学，却能把复杂的社会问题说得简单而透彻，他从不扯淡，只说常识，只讲真理。比如他最出名的口头禅：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几乎成为世界通用语言。

好预言，坏预言


　　好预言和坏预言，我们都不轻信。

　　但是，正如人们面对麦克卢汉预言时的心态：万一他是对的呢？

　　一直有两种东西种在我们心里：希望和恐慌。

　　而预言总能带来希望、解除恐慌，直到破产或兑现那天为止，然后又有新的预言出现。

　　2005年是“不确定”的年代，2006年是“速度”的年代，那么2007年呢？2007年之后呢？

　　我们现在满怀国家上升状态所特有的饱满希望，也持有对未来变数的不安感。

　　好预言和坏预言都听听吧，也许，我们能走得比好预言更远。

　　我们相信未来。

　　未来可期：从2007进入2008

　　我不知道世界是不是平的，我只知道中国是翘的

　　导语：中国的整体上升姿态，成了所有关于中国的好预言的基石。在2008年，你总有机会看到某一派预言破产。也许，我们能走得比好预言更远。

　　
文/ 何树青


　　我不知道世界是不是平的，我只知道中国是翘的——在外部世界看来，中国在20多年里藉着十位数的GDP年增幅，成为亚洲大陆板块中地位越翘越高的公鸡；深入中国社会内部会发现，贫与富、腐败与公正、法律与政策、制度保障与潜规则、中央权威与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与个体尊严、机会与特权、阶层分化与代际冲突、传统价值观与流行价值取向、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国际化与民族性、城市更新与文化遗产保护、城市化进程与乡土情结，形成一对对争锋对峙、此起彼伏的翘翘板，使国家和城市的现状不和谐的同时，也令个人的内心难以保持平衡。这些翘翘板往好里说是可能性、机遇(建设和谐社会)，往坏里说就是不确定性、变数。

　　从2006进入2007也许没什么感觉，但从2007进入2008会是一次质变——所有的传媒都变成了预言家，都在反复暗示：2008年，全世界都会看见我们，天下围观中国，并发出啧啧赞叹；而为了这一年的世界赞叹，我们蓄谋并蓄势已久。似乎，不需要再背一遍《少年中国说》，我们已随大流走向大国崛起；不需要再读一遍《相信未来》，我们已能谱写出中国的未来狂想曲。

　　2008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未来还包括2008年以后的无限时日。而今天，耳畔传来许多预言，好预言和坏预言，其中好预言占压倒性多数，其中外国专家比中国人更乐观于中国的未来。

　　未来可期，但预言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

　　国家，我们，我，你！

　　加班加得再糊涂的人也能意识到一点：中国正身处史无前例的复兴时期。这种复兴是相对历史悠久、对世界有过巨大贡献的中华文明而言，并体现于经济实力的上升、国家形象的好转和国际的影响力。中国的整体上升姿态，也成了所有关于中国的好预言的基石。

　　国家在上升，我们在工作。我们是谁？我们是理想的现实主义者和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我们是国家母题的答题人和阅卷人(别把白领和农民不当知识分子)。我们是付出和收入不等、幸福追求近似的三教九流。对于现实，我们活得太近并活得太响。对于未来，我们都没怎么听说中国有未来学家，但各自有新年计划、职业规划和生活梦想。

　　我们不是我。我是谁？我是老愤青、漂一代、飘一代或“我世代”的一分子。我不甘被潮流和时尚抛弃，偶尔也引领潮流。我抓住了也失去了一些机会，我理解一部分现实并陌生于其余部分。我有我主张，我的地盘我做主，我要爽由自己。

　　我可能就是你。你是谁？你是我的家人、同事和生意伙伴。你就是登上了《时代》周刊全球版封面的2006年度人物，互联网使用者和内容提供者。你默默无闻但比你想象中更加重要，“你驾御着全球媒体，建立并塑造了新的数字化民主社会”(《时代》周刊编辑列夫·格罗斯曼语)。

　　一切对国家和社会的预言，都与我们、我和你密切相关。只不过，有的预言没有直接指出我们的命运，有的预言我在乎，而你不在乎。你甚至会说：2008跟我有什么关系！

　　预言家传来的好坏消息

　　2008可能真的不能令你加薪、找到真爱、买到称心如意的车子和房子。相反，它可能带来加倍地塞车、更严酷的职业竞争、你因为年龄老化知识老化带来的本领恐慌。问题总是越积越多，有效的解决方案总是太少。你从几年前开始，就在关注成功学、时间管理、职业培训、身体保健和各种预言。

　　关于2007年的预言是最多的，从星座运程到房价预测，五花八门。你点击的结果是看到正反版本的好预言和坏预言。有预言说房价在北京奥运落幕之前是不会止涨的，也有预言说各大城市综合房价会整体下降。无论如何，在2008年，你总有机会看到某一派预言破产。

　　中国入世5年了，之前的12个预言有9个破产了(中国即将崩溃、4000万人失业、农业满盘皆输、券商最大的对手是外资、家电业告别贸易壁垒、汽车工业不堪一击、电信资费未必降、商业受冲击最大的是大卖场、房价下调15%)，1个成真(世界工厂)，1个低估了(中国占世界出口份额上升到6.3%、)、1个有待未来检验(两成人民币存款业务流失)。而预言者包括世贸官员、国家政要、产业主脑、企业领袖。对此，我们除了感叹中国是个奇迹国家和市场的力量，对预言也有了且听之且验之的期待与清醒双重心态。

　　在检验预言之前，我们还有一件事情可做，就是自问：我们可以被拿走什么？我们输得起什么？如果自身没有强硬的实力和开放的心态而寄望于预言，那么预言更会发挥“皮格马利翁效应”，令我们所担忧的事情更加如预期的一样发生。而如果我们在不同的预言结果面前没有判断力，预言则会令我们陷入“手表定理”，在现实面前更加无所适从。

　　我们可以拿走跨国公司、外资、洋品牌而依然底气十足么？可以丧失企业创始人而依然把企业做大么？可以在遵守知识产权的前提下提升创意产业么？可以创富之后不投入畸形消费么？可以失去12万以上的年收入而依然依法纳税么？可以在掌握权力之后不包二奶么？可以结构性失业之后转身创业么？如果GDP增幅从十位数变为个位数，中国人会不会不习惯或不能忍受以致做出傻事？可以不拆旧城而依然建设现代都市么？可以不提高外来人口的进城门槛而依然治安良好么？可以在建了摩天大厦后依然不对农民工欠薪漠视么？——如果不能，那么坏预言将不幸而言中。

　　预言里的未来

　　制衡世界的新竞争力量在微型化，竞争模式在新技术化，市场在国际化，资本在流动和投资多元化，工作在全天候全球接力化，生产和消费在世界品牌化(国家成为一道利益和效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工序选择)，资源在重新组合和更新，网络在个人媒体化；乡村和人口流动在城市化——这就是今天的世界，我们感觉得到趋势，但不知道谁能许我们一个未来。

　　新西兰奥塔哥大学荣誉教授弗林预言，人类智商(部份认知功能)已近极限。怎么办？他提出的提升脑力之道是运用大脑不同部位，如阅读文学名著，扩充语汇，强化对道德与社会议题进行辩论的能力。而我们在现有的智商(也许一般人都是145左右)内，还可以对以下问题进行考量：

　　尺度的失衡与重构(包括城市交通建筑的尺度与人的尺度之对比，以便为人类这种“宇宙的精灵、万物的灵长”打造宜居的城市)；沟通的便利与效率(尽管通讯工具繁多，但现在更多文山会海了)、幸福的指标和保障(生活丰裕之后，休闲、健康与和谐的人际关系成为了新问题)。

　　2006年12月14日，经历40多天的“玄奘之路”跨国自驾车考察之后，万科的王石在blog中感叹中国：“相信自己，就像相信太阳明天会从东方升起一样”；“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文明的、预期可以逐步明确的发展阶段”；“现在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十个中国人就是一条巨龙”。

　　好预言和坏预言都听听吧，也许，我们能走得比好预言更远。

增加了不少見聞,感謝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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